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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视角下多元与一体的冲突与对立
 
更新日期:2020-06-23   来源:   浏览次数:62   在线投稿
 
 

核心提示:作为文化视角下的华夏,多元一体早就成为了学界共识,包容与开发是华夏文明最为显著的特点。她不会像基督世界、伊斯兰世界一样存在着极端的宗教战争,

 
 作为文化视角下的华夏,多元一体早就成为了学界共识,包容与开发是华夏文明最为显著的特点。她不会像基督世界、伊斯兰世界一样存在着极端的宗教战争,也不会像印度一样被外来民族征服后,统治阶级的文明层层嵌入原生文明,使得种姓制度的寿命会如此顽强。和而不同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一直延续的根基,从而让我们走出东亚,面向世界,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世界级文明,建构出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东亚儒家文化圈与天下体系。万邦来朝的盛唐、雍容华贵的大宋、多元共存的大清,一直都是我们后世子孙的宝贵历史记忆与民族自信心的源泉。是开放与包容铸就了华夏多元一体的文明形态,是选择与吸收成就了华夏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即使近世西方工业文明东渐,我们依然能够迅速做出反映,将其成果作为我们的养料。但是作为政治制度视角下的多元与一体是周政与秦政的冲突,是柳宗元与黄梨洲对于秦政(柳宗元话语中的秦制)基本看法的截然对立。在笔者看来,周政在制度上是极其多元的,它能够容纳各层级组织,基于宗法血缘、地缘,基于贵族高度自治的共同体。总之,在周政中,王室不具有绝对的排他性权力,能够与各种层级的自治组织共存,通过相互之间的对应关系,开展日常的政治实践。在这种状态,君主受制于传统惯例、贵族领主的制衡,不会出现秦式的巨大动员力。但周政同样有着巨大的弊病,就是各层级组织结构如果出现极大的失衡,就会出现“强弱吞并,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的情况,整个封建状态就会有被集权最彻底的体制所替代的危险,“传统的贵族政治与贵族社会都被推翻,代兴的是国君的专制政治”,周秦之变证明了这一点。随着兼并战争的愈演愈烈,存在着多元组织的周政就彻底被高度专制一体的秦政所代替。基于此,我们对秦政进一步的讨论有了必要。

正如前文所说,历代的知识分子对治乱循环进行了非常丰富的论证,但也都存在着时代的局限,在学术日益开放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在前人的基础上,重新审视秦政。在笔者看来,与其讨论治乱循环的原因,不如以特点切入,找出与周政的显著不同。其中笔者将其最显著的特点归之为四点:

(一)权力结构对内的具有高度排他性。秦式的政治制度是最具备资源整合效率的,中央朝廷能够通过自己授权组建的官僚、军队将百姓编户在不同的地区,从而作为税源、役源维持其财政开支与社会治安。中央朝廷是唯一的组织中心,地方上基于血缘、地缘、业缘、信仰的组织与中央形成了竞争关系,为了保障皇权的稳固与官僚的利益,他们不断压制各种地方组织,将地方的精英、财政集中于中央朝廷。这种高强度的汲取,虽然一方面塑造了强干弱枝的政治格局,维护了大一统。但过度的汲取扼杀了地方的经济活力,“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从而使得地方经济生产异常脆弱,“今郡县之赋,郡县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运至于京师者十之九”(同上),在各种横征暴敛中,地方的生机与活力早被各级官僚与中央朝廷破坏殆尽,等待着的就是“官逼民反”。

(二)官本位的文化导致百业凋敝、吏治腐败、武德衰退。教育遴选机制的科举化消解了勋贵对皇权的制约,使得依靠官僚代理皇权的政治模式产生了路径依赖。印刷技术的发展,则加速了这一进程。智识卓越之才忙于“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读书做官,官本位的思想得到了其滋养生长的制度温床,也逐渐成为社会群体的普遍性意识。首先,这种官本位的社会氛围使得百业凋敝,工、商、手工业等非权力运作的行业成为了末业,自发创新的活力也逐渐衰退。本土创新能力的衰弱,使得华夏文明依赖于其他文明的互动,甚至依赖后者文化的输出;其次,官本位的社会风气使得吏治腐败。寒门之辈忙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忙于“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由于其成长周期的漫长性,使得寒窗苦读背负着家族大量财力、精力的投入。等到鱼跃龙门,身为父母官后,“大人们”就开始为家族置办田地,回馈家族。理想的崇高与媚俗的处世之道形成了巨大张力,再通过黄老无为的精神理念消化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官僚的政治形象。一方面,他们是张口为天下、为苍生的民之父母,另一方面,他们是为亲友谋,迎合上级求得升迁的蠹吏。这种制度层面的腐败是不为人主观意志(道义问责)所转移的,况且这种高度一元的制度安排,是不容许独立于政权外的民间监察组织来制约官僚,而自上而下派遣的监临之官往往治标不治本,甚至合谋腐败。最后,更重要的是,官本位的社会氛围使得华夏文明武德衰化,中国古代也形成了无兵的文化。“太平时代,一般所谓好人都不肯当兵;天下一旦混乱,少数流氓与多数饥民就成为土匪,只能扰乱社会秩序,并不能卫国卫民”,也就是政权在争夺天下及立国初期兵戈未止之际,出于政治形势的考虑,开国君主会挑选精兵悍将,以此巩固统治。但一旦政权稳固,君主们就开始“杯酒释兵权”,抽调精英拱卫京师,而将那些流民囚徒发配到边疆进行戍边。当然这种现象的生成具有阶段性,从战国以来,当兵不再是精英贵族的权利,而成为全民的义务“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使得秦“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成为了全民皆兵的虎狼之师。然而等到秦兼并天下,“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防止六国遗民反抗。到了汉代,兵制以募兵为主,但当募兵不够用时,“就大批的发囚徒,甚至雇佣外族人当兵”,“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从军”。“兵与民隔离的局面非常明显”,“一般的民众处在大致安定的大帝国之内,渐渐都不知兵。这些既不肯卫国又不能自卫的顺民难免要遭流浪集团的军人的轻视”。因此真正统治帝国的精英逐渐也与武德分离,等到中唐以后,就彻底实现了断裂。大宋重文轻武、以文制武的形成有着漫长的历史演化。当兵成为了民众不得已的选择,人人都想挤破脑袋通过科举实现鸡犬升天,而打仗嘛,就交给那些流民和囚犯好了。

(三)事权分割的繁琐性。古代中国关于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其掣肘的有效性与严密性丝毫不亚于近代形成的民主宪政制度。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主要有四个表现:中央朝廷内部的权力侵夺、中央对地方的权力下放、复杂繁琐的流官回避制度、监察制度。

首先,关于中央内部的权力侵夺,主要是君主基于对行政的干预与控制欲,自武帝以来内廷侵夺外朝权力,成为新的中枢后,新的内廷又开始代替原有的中枢。唐代的三省六部制度是及其完备的事权制衡体系,但君主仍然会启用给事中、中书舍人再次进行掣肘。政事堂成为中枢后,两宋又设计出来更为精细的二府三司制度进行制衡。明代废除宰相设立内阁,又将票拟权分给对皇权依附性更高的司礼监,甚至将掌印权也由司礼监垄断。这就在中央形成了内阁-司礼监双轨体系,原有的机构彻底成为了执行机构。等到清代军机处正式成为中枢机关,爱新觉罗·弘历成为了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皇帝(军机处虽在雍正朝设立,但那时候更多的是临时性的军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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