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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教育与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
 
更新日期:2020-06-29   来源:   浏览次数:26   在线投稿
 
 

核心提示:(一)双语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因双语教育的目的不同,国外有关双语教育概念的界定不下几十种。国外双语教育是在20世纪初,西欧和北美弱势民族争取权利的

 
 (一)双语教育的意识形态性

因双语教育的目的不同,国外有关双语教育概念的界定不下几十种。国外双语教育是在20世纪初,“西欧和北美弱势民族争取权利的与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呼声越来越高。双语教育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动与发展起来的”。[2]“国外实施双语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培养双语人才或追求共同的语言,而大多数是源于种族同化、文化认同、社会稳定等社会和政治的需要,甚至基于民族和谐共处、避免国家分裂的考虑。”[3]这些与意识形态紧紧联系在一起。如今,世界各地的多民族、多语言国家都面临着双语教育问题,如何将双语教育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意识形态有效地结合起来,仍然是一个争论未决的问题。

在双语教育中,双语学习者作为社会化的个体,同时又是母文化的“局内人”,这样一来,要客观思考自己的思维模式并不容易,这些模式越是成为他性情中的一部分并与他的意识融为一体,就越难以用自己的意识去分析。即使在原始社会,虽然没有传授正式意识形态的体制,但各种仪式对思维模式的控制并不逊色。如果在双语教育中,通过语言及承载思想模式的课程与教学,能够使得学习者对同一词语、行为和著作做出同样的意义解释,那么,双语教育便在统一意识形态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它能使共同的语言、共同关心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达成“共识”,或者即使有分歧,也在总体上可以达成一致。但是,正如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所言“个体认为的事实很大程度上决定整个社会所接受的事实……所以事实不是绝对的。它与个体所处的群体有关,而各个群体的真理观不同”。[4]因此,在双语教育中,需要做到“思考——沿着特定的语言——遵循一定的组织形式。这种拟定的‘路轨’,可能要摒弃他种语言所承载的信息。而个体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路轨’的存在,更没意识到到他们早已固定于其中。”[5]双语个体的行为模式和思想模式是在双语教育中衍生出来的,双语教育的功能应该在有意识的层面上传递无意识。更准确地说,是培养用无意识主导模式思考问题的个体。虽然,我们把意识形态的建构寄托于双语教育有点过于简单,因为意识形态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也有其它起点。但是,若不承认双语教育的文化改造功能,否认双语教育应该具有的把集体的文化积淀转化为个体的无意识的事实功能会产生一系列疑问:双语水平越高的个体或群体趋于主流意识程度越高吗?语言是表达思想、传播经验的“工具”,而 “工具”都具有两面性,如果双语水平和主流意识出现“非线性”关系,应如何解决?甚至会对双语教育的价值问题提出质问。(二)意识形态的话语性

为了说清楚意识形态的话语性,结构主义语言学(代表人物:Ferdinand de Saussure)把“语言”和“言语”区别开来,而话语分析哲学(代表人物:VanDijk)又把二者与“话语”区别开来。“话语”与“语言”、“言语”区别的核心特征是:前者强调的是语用问题,并与社会交织在一起。而后两者重点强调语义问题,重视语言内部的要素及其关系问题,而忽视了社会历史环境对话语交流的作用。在有些著作中并没有严格区别开来,本文所指的语言主要带有“话语”的含义,目的是把双语教育中的语言学习与社会意识形态结合起来。

意识形态概念的破解是一项难题,从其功能上说,意识形态曾被历史性的评价为错误的意识,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然而格而兹(Geertz)认为,意识形态也可以看做“相互交往的符号系统”,为了“使其他不能理解的社会情况变得更有意义”[6]而提供主要途径。也就是说其本质和功能是一个创造,是一种意义的协定,使得复杂的社会变得易于理解。因此,“意识形态应探究的并不是特殊的社会类型有关的特殊话语,而是话语的意义(意指)(meaning,signification)。”[7]意识形态研究的根本就是话语,正是话语中的意义用来维护社会稳定。意识形态并非仅仅出自于理论家的话语,而主要来自于日常生活的语言,来自日常生活中通过语言进行的交往。意识形态不是脱离日常生活的政治观念体系,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体现在人们的行动中,又通过话语来调节人们的行动,从而调节人们之间的权利关系。

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它反过来会用特定的话语给予一个群体赋予某种身份、形成共同观念、共同目标以及共同承担义务的观念。“通过形成‘我们感’或群体团结感发挥着建构群体身份、维持群体联接的功能。”[8]因此,意识形态是社会舆论的铸造者,意识形态既在社会中作为一个舆论整体发挥作用,也在正式和非正式的教育结构中发挥作用。正式机构尤其是多民族群体组成的双语学校,要通过学校环境——潜在课程或者显性课程成分,如文学、历史等,在青少年中形成“我们感”。因此,学校系统,尤其是多民族、多语言地区的双语学校系统在培养民族身份和民族忠诚意识方面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换句话说,“在没有消除民族群体或者语言群体的不同特征时,文化多元主义的核心信仰是难以形成的”。[9]即使是在鼓吹文化多元主义的美国,特别强调政府、法律和财产方面的公共性,在多元文化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之间的微妙平衡也需要一个维系共有观念和信仰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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