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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古籍的功能从典藏到技术利用
 
更新日期:2020-07-21   来源:   浏览次数:46   在线投稿
 
 

核心提示:我国五十六少数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至今保存下来的大量少数民族古籍,是各族人民在历史上实践活动的记录,是历代人民智慧的结晶。国内保存的贝

 
 我国五十六少数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至今保存下来的大量少数民族古籍,是各族人民在历史上实践活动的记录,是历代人民智慧的结晶。国内保存的贝叶经不仅与佛教传播有关,它代表着古代中国的文化交流,反映着中华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纳、改造,传承。贝叶经在中国特色少数民族古籍本身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无论从推动学术研究还是促进国际交流的角度。同样,贝叶经的保护修复,涉及少数民族文字、宗教、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及材料、检测分析等自然科学等,难度大于一般的古籍保护利用,具有突出的科学意义、工程意义、文化意义和社会影响力。
贝叶经是以棕榈科植物叶片(贝多罗叶,亦称贝叶)为书写材料的一种记录形式,因记载的文字多为佛教典籍,故称贝叶经。国外一般直接称作“棕榈叶手稿”(palm leaves manuscripts)。相比较用桦树皮、羊皮、棉布等誊写经文,因贝叶经过蒸煮日晒等处理工艺才写经,耐虫蛀、不易生霉,可保存千年以上。于是贝叶被广泛作为经书书写材料得到应用,在实践中形成较为完善的加工工艺,并得到应用。随着印度文化向印度尼西亚、柬埔寨、泰国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传播,贝叶是经书的主要传播媒介,传播到这些国家,后来这些国家亦成为贝叶经藏品的发源地。
公元七世纪中叶松赞干布王(630-693)时代和九世纪中叶到十三世纪中叶,贝叶经传入中国西藏,主要流传于西藏藏族、云南傣族居住区。据资料记载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僧(玄奘)去西天(印度)取经,带回多达657卷贝叶经。当时古印度佛教徒携带大批贝叶经,前往中亚、我国新疆、西藏和尼泊尔等地弘法;这些地区的佛教徒也前往印度学习佛教,并带回大量贝叶经,形成独特的“贝叶文化”。贝叶经产于印度,因为当地气候原因和保存不当,历史上部分贝叶经破损或丢失,目前保留的有:书籍、经书,私人信件,政府公文等。西藏是我国贝叶经流入的重点地区,流通过来的数量大,再加上西藏地区常年低温、干燥的气候特点和寺庙或收藏机构对贝叶经的管理重视,使得贝叶经大量保存下来。传入西藏的贝叶经主要藏于陀林寺、桑耶寺、夏鲁寺、衮德寺、萨迦寺等地,青海、四川、西安、北京等地寺庙、博物馆,私人等也有少量的收藏。
贝叶经书被认为是古代世界内容最为丰富、流传最广和书写内容与形式最为完美的经典古 籍,是最为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之一。西藏保存的贝叶经,是研究语言文字、版本学、佛教史、佛教翻译史、科技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哲学等学科不可多得的史料,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文物价值。贝叶经在宗教文化中有崇高的地位,作为佛教经典的主要载体,作为信仰传递的介质,被当作圣物存放在佛寺僧院之中而受到严密的保护。碰触贝叶经、损坏、涂抹,在其上进行检测等行为被认为是不敬的行为,因此,“藏”是一种长期的状态。将贝叶经统一保管在寺庙中的藏经阁或图书馆库房等地,由专人看管,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入或翻动经书。这种保管制度一方面使得贝叶经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很少出现贝叶经在佛寺或保管地点里有流失的现象。搁置不动贝叶经实体从另一个方面减少人为翻阅的磨损和折损等。随着时间远久,载体老化难免发生,不接触到贝叶经,难以发现其病害,采取新的保护措施。另一方面社会或研究人员无法利用到贝叶经,其价值的深入挖掘和内容的系统利用等都会受到影响。
少数民族古文字识读影响到其开发利用。贝叶经上的文字种类多,有用梵文、巴利文、奥里亚文、僧迦罗文、缅甸文、回鹘文、和阗文、吐火罗文、泰文、泰米尔文、藏文等十几种文字,文献字体有:兰札、乌尔都、达利迦等。上述语言本身经过历史演变和发展,文字、字体本身发生 一些改变,语言本身应用面窄,可以识读的专家较少,由此也限制社会一般学者或宗教人士等对其利用的可能。因此,很多少数民族古籍类似贝叶经一样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本身数量少、产生年代远久、价值很高,被本民族视为重要文化、宗教圣物,但就其本身而言,因为保存条件限制,保护手段单一,历史上多次流转,语言障碍,宗教信仰等原因,长期处于“存”状态。这种惯性一旦养成,如再对其实施环境改善、利用、修复等行为,则会打破“藏”的惯性,一定会遇到许多障碍和阻力,因此,保护和抢救少数民族古籍常常在现实面前存在很多无奈或尴尬,整体向前推进的步伐也较慢。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国际交流普遍,民众和学者对少数民族古籍利用率的增加,极大拖动了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事业的开展。历史上多次的少数民族古籍的抢救性保护在整理、数量调查、翻译、编目、出版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对摸清家底、了解保护现状起到积极作用。但上述工作只是保护工作的起步,多为基础性工作,深层次的本体保护、高仿真复制、数字化抢救、共享利用平台构建、编研等系统工作仍需要跟进,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科学性的实践保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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