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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媒介信息传播危机
 
更新日期:2020-09-16   来源:   浏览次数:14   在线投稿
 
 

核心提示:(一)传播者信任危机:疫情下辟谣秩序的重构李文亮医生事件是疫情不明朗之时,李医生因为在微信群中传播类SARS病毒在武汉被发现的信息,被当地政府作

 
 (一)传播者信任危机:疫情下“辟谣”秩序的重构
“李文亮医生事件”是疫情不明朗之时,李医生因为在微信群中传播“类SARS病毒在武汉被发现”的信息,被当地政府作为传谣者进行训诫。疫情蔓延后,李医生也被确诊为患者,几日后不治身亡。李医生去世当晚舆论悲鸣,认为他应该是疫情事件的“吹哨人”,而非谣言传播者。
桑斯坦认为:谣言是某些事件的消息未被证明真伪,却从一个人传向另外一个人。一条信息被“辟谣”,应该有“事实真相”以印证该信息的虚假性。而类似于“李文亮医生事件”,确定一条“信息”真实性的权威机构所发布的“事实信息”是否真的是事实本身,还是经过社会复杂关系染指的“伪真相”?信息传播的“验证”源头遭到质疑。
因此,来源不明或者事实确定性不明的信息,特别是涉及到大型公共突发事件,对于“辟谣”的“事实真相”的真实性检验,权力到底应该落于谁手,让检验过程更加客观、公正、透明,事实更加准确,民众更信服,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信息传播效率以及传播效果。
(二).传播渠道危机:媒介职能应不限于“传递事实”
“双黄连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信息传播之后,双黄连当晚引发民众疯抢。微博、微信成为最大的信息传播渠道,包括权威认证的“人民日报”微博客户端等多家新媒体对此新闻进行了报道。实际上,各家媒体对该信息进行了解释,强调“抑制”作用并非”“预防”。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原文专报中提到,目前关于双黄连的药效测试还停留在细胞水平,这种测试的有效性和临床证明的有效性相去甚远。
此次事件除了民众心理过度恐慌、媒介素养不足的因素外,大众传播媒介的“监测环境”职能并没有突显,除了提供事实信息,还应该辅助判断这个信息对受众利弊与否,事实上,媒体的信息对哄抢行为有着误导作用。在信息高度敏感时机,对于容易被误读的信息,作为发布渠道,媒体有义务也有责任对受传者进行信息引导和解读。
在健康传播领域,大众媒介作为公众对环境的瞭望者,不仅要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更重要的是对专业信息进行受众能够理解的科普,尽可能地减少误读,更不应不考虑后果地轻易发布信息。
(三).传播信息过载危机:受传者经受媒介素养和心理素养的考验
信息过载是“指用户在网上主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难以选择出自己需要的那部分信息或者不能吸收已经选择的信息,是一种信息获取效率低下的状态。
由于疫情重大,公众宅家无法出门,一手信息缺失,来自媒体的二手信息成为构建公众信息来源和形成主观风险的重要指南针。“社会风险放大理论”认为,人们对于风险的感知(主观风险)和实际上的风险(客观风险)之间是有偏离的,主观风险的构成将会影响到客观风险的形成。信息传播数据显示,“仅以网上视频来说,到2015年在互联网上一秒所传视频需要一个人花 5 年时间才能看完。”信息过载将成为放大社会客观风险的标签,加大人们寻找信息以及辨别事实的难度,也会引起信息疲劳和同情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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