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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消费的变迁:从传统社会到货币社会
 
更新日期:2020-09-23   来源:   浏览次数:56   在线投稿
 
 

核心提示:农村的炫耀性消费是农民具备一定物质基础后的产物,而是近十几年、特别是取消农业税后情况更为普遍。在税费时代以及更早前的传统时期,农民不具备炫耀

 
 农村的炫耀性消费是农民具备一定物质基础后的产物,而是近十几年、特别是取消农业税后情况更为普遍。在税费时代以及更早前的传统时期,农民不具备炫耀性消费的普遍基础,尽管不排除极少数人先富,但这毕竟是有限的。在一个较为传统的社会中,农民除了必需的日常消费外,外部消费主要是村庄中的人情往来,但在物质较为匮乏的背景下,人情消费并不构成负担,相反,它们还常常具有互助的性质。
费孝通早就指出,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中,“人情”不仅指人的自然性情,更包含着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规范,特别是“给予”和“亏欠”的关系。“亲密的共同生活中各人互相依赖的地方是多方面和长期的,因之在授受之间无法分一笔一笔的清算往回。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倚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
特别在传统农业社会里,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力物力短缺是常有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彼此间相互帮忙是非常必要的。这其中所体现的就是斯科特所说的农民的“生存伦理”,很多看似奇怪的活动与人际交往,其实都具有隐蔽的保险功能。湖村也是如此,不少村民回忆,至少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亲戚邻里之间相互帮忙是非常普遍的,而且谁也不会想到要什么报酬。因为今天你帮别人忙,下次你也可能需要别人帮忙,这个是无法算得那么清楚的。这种帮忙的范围也很广,从农忙抢收到红白事,甚至逢年过节一起吃个饭也不分你我。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人情关系及规范的理解,成为了所有人认可并普遍接受的观念,进而成为“地方性共识”,并逐渐成为大多数人的无意识行动。“在人情礼俗化的熟人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围绕着人情关系展开,行动准则是人情规范”,这可以被视为关于人情的乡土逻辑。
当然,人情的往来与亏欠也是分远近的,这点和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相关。一般来说,人情往来首先发生在近亲之间,对一个家庭而言,通常是夫妻双方直系的兄弟姊妹,然后是表亲。其次便是远亲,远亲的往来密切度同时也与居住远近有关,通常来说,住得近的自然往来就多,住得远了就会少,甚至除了有大事可能也没太多来往,这时候就真是所谓远亲不如近邻了。然后是周边村民,湖村当地俗称为“地方”,地方的范围基本是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因为绝大数人的交际范围还是局限在本村民小组内。当然也有少数村庄精英的交际范围超出了小组,但本小组的地方人情仍然是最集中的。
但也是在九十年代后,随着农民外出务工的普遍化,物质生活的改变,湖村的人情开始出现了货币化倾向。过去,所谓人情只是纯粹的人工帮忙,劳动的无偿付出;如今,除了过去的帮忙方式外,还出现了钱财的救助与算计。首先是人情礼金的出现。过去在红白事当中,从招呼客人到准备筵席都难免需要人手,单独一家人是绝对忙不过来的。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首先是食材出现了很多半成品,需要人手大为减少;其次开始请乐队来演奏或办法事,这属于纯粹的支出且亲戚邻里都无法帮忙的事项。这样一来,人情就由纯粹的劳务付出逐渐过渡到劳务+礼金的形式,而且越往后劳务付出越少而礼金的成分不断增加,到最后除了近亲外,常常都不再有劳务帮忙而完全以礼金代替了。与此相应的,红白事的办理也越来越专业化、外包化,婚礼、丧事都要请外面的公司来运营,当然其费用也是日渐高涨。
除了礼金外,人情货币化的另一重要体现则是借钱。在原来商品经济没有充分发展起来时,农民的外部购买需求很有限,但随着商品化的推进与进城务工带来的收入增长,农民的消费需求也增加了。最初,村民偶尔有时候遇到需要用钱而手头不够的情况,就会去找亲戚借。当然数额并不会太大,因为大家那时候都不是太有钱,而且虽然是亲戚,既然借了钱也都是会尽快还的。不过慢慢的,借钱的数额开始变大,还钱的周期也开始增加,有时候除了亲戚外也会向邻居朋友借。不过因为借钱周期的延长,所以有些富裕村民在对外借钱时也要收取利息,这点也能得到大家的接受,但碍于乡土关系,利息收得比较低。以该村某位因拆迁而致富的村民为例,直系近亲借钱向他通常是不收利息的,外人则视乎具体原因从1分到5分不等,应急借钱利息较低,但如果是做生意之类的就收得高些,至今他已借出8万多元还没收回来。因为还钱周期的延长,谁也不敢保证什么时候能还清,不过尽管如此,一般人们也不会去向别人主动讨债的。这也是乡土社会的人情默契,正如费孝通指出的,“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算账’‘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
当然,反过来也一样,不算账的另一面是欠钱者也有还钱的自觉意识,不管拖多久最后总得还,这是大家的一个默契。也正是这一点维系着村庄人情免于清算的共识。不过这一切有个前提:就是这种乡土社会的基本秩序不变,如此才能维持住人们的人情思维方式。而一旦乡土社会自身的基本秩序发生了变化,那么对于人情的看法也就相应无法不发生改变。而在这方面,中国农村在过去十几年里恰恰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村社会流动增加,社会经济分化,农民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相应的,人们看待曾经的地方性共识的方式也就难免会发生变化,特别是人情消费日趋功利化,经济利益的影响不断加深。这样一方面,村庄熟人社会的人情规范仍存在,但另一方面,人情规范的运转方式却不再被村民默认为理所当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炫耀性消费为二者的矛盾找到了一个暂时的平衡点,下文将阐述这一平衡的产生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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