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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调性思维概略
 
更新日期:2019-06-18   来源:东南学术   浏览次数:31   在线投稿
 
 

核心提示:20世纪以来,随着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思潮兴起,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也随之进入了西学东渐的时期。这期间出现了西方传教士的音乐引入,学堂乐歌的兴起

 
20世纪以来,随着“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思潮兴起,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也随之进入了“西学东渐”的时期。这期间出现了西方传教士的音乐引入,学堂乐歌的兴起,留洋中国音乐家以及回国后的创作等新的音乐现象和创作思潮。一批像黄自、萧友梅、青主、谭小麟、赵元任等专业音乐家、作曲家先后在欧美系统或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音乐理论教育和传统作曲技术训练后归来的学子。他们引入、传承了西方作曲技术理论及其调性思维,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作品;也培养了一批拥有西方调性新思维的作曲家,开创了中国近现代专业音 乐创作的先河,并且不断传承和发展了中国当代音乐文化事业。梳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当代音乐创作,其中的调性思维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西方传统的大小调思维
“新文化运动”以后,西方音乐思潮涌入中国,导致了当时的音乐创作乃至整个文艺创作都出现对“西方文化”的憧憬、向往、膜拜与效仿的潮流。因而,专业音乐创作中运用西洋大小调思维则成为一种较为普遍和“时髦”的趋势,运用大小调思维为基础来建构音乐作品。这期间许多作曲家创作了一批在内容是抒写中国情怀,讲述中国故事的优秀的音乐作品。这类作品中主要集中在声乐作品,如萧友梅的《玫瑰三愿》,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青主的《大江东去》等一批优秀的艺术歌曲。他们的调性主要集中体现在西洋大小调的思维基础,并且在和声上予以丰富和完善,使得作品在形式和技法上具有西方的专业音乐思维基础和技术特征,又不乏又中国音乐的审美精神和艺术风格的体现。
(二)西方现代音乐调性音乐思维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以及国际音乐文化交流的频繁开展,西方现代音乐思潮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伴随而来的西方现代作曲技法也开始在中国专业作曲家中传播与运用,并且逐步纳入了专业艺术院校的作曲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当中,后来逐渐发展了作曲专业人才培养中教学内容的主流。
运用西方现代音乐调性思维创作出来一大批优秀的作品,极大推动了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与国际接轨,推动了中国专业音乐的国际化进程,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作曲家并在国际乐坛上崭露头角,获得了许多国际作曲比赛大奖。代表性作曲家有叶小纲、谭盾、郭文景、唐建平、贾达群、何训田、温德青、刘健、秦文琛等等,他们的音乐创作绝大多数既体现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内涵,又充分借鉴和运用了西方现代音乐作曲技法和音乐思潮。如序列主义、表现主义、印象主义、泛调性多调性和无调性音乐、偶然音乐、拼贴音乐、电子音乐等等丰富的调性思维和创作技法。
(三)中西结合的调性音乐思维
在西方作曲技法、调性思维、音乐思潮等涌入中国的同时,我国当代作曲并非“照单全收”、“全盘西化”,而是采用“拿来主义”的思想,将西方的这些新的作曲技法与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相结合为我所用。因此严格意义上说,这些作品中的调性思维中要完全将起界定为西方的大小调性或者现代音乐的调性思维,还是融中国传统音乐的调性思维于其中将是一件难以分辨的事情。因为,尽管这些作品中思维有多“前卫”,形式有多“现代”,调性有多“模糊”,但其中都大部分不乏将中国传统音乐的调性元素或或者调性思维融入其中,进而体现出中国风格或中国气派。例如由罗忠镕先生创作的我国第一首无调性十二音序列的艺术歌曲《涉江采芙蓉》就是运用西方无调性音乐思维与技法创作出具有很强的中国风格,体现中国文人音乐气派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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