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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元对刘宣义成长的影响
 
更新日期:2019-08-16   来源:教育探索   浏览次数:70   在线投稿
 
 

核心提示:在长崎华人后裔(唐通事)中,与隐元有交往的有:刘宣义、林道荣、陈道隆、林守壂、刘一元、陈九官等人。其中,刘宣义是隐元在日生活的见证人,他曾担

 
在长崎华人后裔(唐通事)中,与隐元有交往的有:刘宣义、林道荣、陈道隆、林守壂、刘一元、陈九官等人。其中,刘宣义是隐元在日生活的见证人,他曾担任过隐元的随身通事,从登陆到长崎,至最后在新黄檗山圆寂,完整地亲历过隐元东渡日本弘法20年历史生涯,他是隐元在日本的最亲密的“知音”,最宠爱的后生,最笃信的佛教信徒。隐元对刘宣义寄予厚望,刘宣义也没有辜负隐元的期望。刘宣义自普门寺回来后,不久被任命为唐通事。他在任职期间,以隐元为榜样,按照隐元的嘱咐,谦虚谨慎、刻苦读书、潜心修禅、勤奋工作,成为长崎著名唐通事,与福清籍林道荣一并被誉为唐通事“双璧”。
(一)刘宣义是著名唐通事、学者、诗人、书法家
刘宣义不仅是著名的唐通事,也是著名的文人、书法家。《长崎先民传》云:“藤荫镇(名胜登牛込氏)亦服其(刘宣义)才,宠遇优渥。是时林应寀亦以书名闻,故义与寀书夜陪伺守厅赋诗属文。未之有间,一日守延二人置酒。偶分杜少陵东阁官梅之句各赐以号,义为东阁,寀为官梅。”
刘宣义任大通事期间在位的有一位叫牛込重忝的长崎奉行,1671年9月上任。牛込爱读书,善诗文,门下召集有才华的文人,经常举办诗宴,营造文化气氛。有一天邀请宣义和林道荣二人举办诗宴,根据杜甫的《和裴迪登蜀州东阁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杜甫为酬和友人裴迪而创作的七律诗),取其中第一句“东阁官梅动诗兴”中的“东阁”、“官梅”,赐给二人为号。这就是刘宣义的号“东阁”的来历,时间大概是1676年。
《先哲丛谈续篇》写到:“东阁,虽躬译司,擅长文学,前后镇台凡是来长崎者,无不崇重。牛込镇台尤其服其才识,给与特殊优厚的待遇。”意即,刘宣义(东阁),认真履行通事一职,同时擅长文学,前来赴任的历届长崎奉行都十分敬重他。刘宣义任唐通事38年间,服侍过13位长崎奉行,其中牛込重忝特别赏识刘宣义。
《先哲丛谈续篇》接着写道:“东阁主要学濂洛(周敦颐和程颐),但并没有专守。刘宣义常教导门人说:学问从汉唐至元明,离不开以下六个要件。一曰立本识源;二曰践履躬行;三曰文理稳当;四曰明晰字义;五曰达练古今;取舍长短”。刘宣义虽然主要学习濂洛理学,但他没有墨守成规死守书本,根据自己的治学经验总结出作学问的六个要件,放置今天扔有借鉴意义。
宣义的部分诗文收录于《长崎名胜图绘》旧刊本,主要篇目有《大浦落雁》、《爱宕暮雪》、《神崎归帆》、《松森新天神庙记》、《圣福寺造建贺诗》等。刘宣义的墨宝大多流失在民间,由于他的子女早逝,没有人整理收藏,多数著述和墨宝真迹流失,令人遗憾。
1658年10月,刘宣义升格成为大通事。从此一直到离世,在大通事任上勤奋劳作足足37年。刘宣义名声远扬,富得可与王室相比拟,位居唐通事首位。但刘宣义富而不淫,奢而不靡,居高而不傲,大部分家产用于施善,捐建公共设施和寺院。
(二)隐元是刘宣义的“恩师”
隐元与刘宣义的交往持续了近20年,影响了整个刘宣义成长的过程。1673年,隐元圆寂时,刘宣义已经成为著名唐通事、著名诗人、著名学者、著名书法家。刘宣义的成就除了父亲刘一水严厉的家教、个人聪慧的天赋和勤奋好学有关系之外,与隐元的影响离不开。两人之间并没有建立师徒关系,但胜似师徒情深。隐元的人格魅力,对刘宣义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隐元的言传身教影响了刘宣义的一生。
第一,隐元领袖般的人格魅力,影响了以刘宣义为代表的长崎华人及其后裔。隐元是大学问家,在福清黄檗山万福寺期间,以一千日为限,闭门通读过《大藏经》,到日本之前已经成为华南一代著名僧侣,他的语录早已传到日本。在日本开辟新黄檗山万福寺,创建黄檗宗。隐元临终之时,日本太上法皇特赐“大光普照国师”之号。隐元领袖般的风范,影响了在日众多华人。与隐元有过交往,并得到隐元亲笔法语(题赞)的福建籍第一代住宅唐人有:刘一水、林时亮、林楚玉、王心渠、魏之琰、陈冲一、欧阳云台、何毓楚、俞维和等。他们以隐元为榜样,积德行善,注重儿女的教育,成为有诚信的儒商。他们跟着隐元笃信佛教,潜心修禅,慷慨解囊捐建佛寺,成为隐元弘法的强大后盾,也成为黄檗宗最笃信的信众。
第二,隐元言传身教,造就了刘宣义等一批华人英才。隐元是著名诗人,他喜作诗、善作诗,他精于诗道,一生笔耕不辍,创作高达五千余首“诗偈”。隐元是书法家,他的书法具有宋代蔡襄(1012-1067,福建仙游人,北宋书法家、文学家、政治家、茶学家)和明代董其昌(1555-1636,明代书画家)的雄浑之风;木庵的书法具有赵子昂(1254-1322,宋末元初楷书四大家之一)独特的个性;即非擅长行书和楷书。他们的唐式书法风格给固步自封的日本社会带去了犹如新鲜的空气,引起了强烈反响,被日本赞誉为黄檗“三笔”。受他们的影响,刘宣义、林道荣、高玄岱(漳州华人高寿觉的嗣子高超方子,日本人)等唐通事成为长崎著名诗人、书法家、学者。
第三,隐元的高贵品德,影响了世代唐通事。隐元品行高尚,他把毕生精力全部献给弘法大业,从不以权谋私,不营私情。像希运禅师一样,坚持“孝有三”:一为小孝,甘脂奉养,孝以物质;二为中孝,光宗耀祖,孝以精神;三为大孝,度其灵识超升,孝以灵魂。出家人修行得道,度父母成佛,孝以佛性,此乃大孝中之大孝也。隐元有一个亲侄子叫林汝(濡)默,有一年乘商船渡海来到长崎,因既不是商人,也不是华僧,引起长崎奉行的怀疑,经林道荣出面协调解救,按照即非禅师的意愿接到崇福寺。林汝默实际是投靠伯父隐元,想来日本谋个差事。但隐元闭门不见,严厉教训侄儿“我无意让你归化,回去励精修业”。林汝默在日本黄檗山山门外呆了三天三夜,隐元仍然毫不动情,无奈回到长崎找即非,择日乘船回国的途中不幸遇难而亡,即非把遗体葬到崇福寺墓地。隐元得知噩耗,还是非常悲恸。隐元在林濡默生前就写《示汝默姪》:第十一卷4702:“两曜讯如梭,百年一刹那。当机须猛省,日用莫蹉跎。处世依吾训,立身在汝曹。广行天下善,方显出头高”。隐元在诗偈中曾经忠告侄子,立身要靠自己。隐元与林汝默的故事,在唐通事之间相传,无形中成为唐通事品行教育的素材,在日本也成为佳话,一直传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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